“以身试水”的对于河流水质最大价值

浙江“可游泳河段”申报活动日前启动，浙江省人大副主任茅临生提出，领导干部要下河游泳给群众看。

如果说最初官员响应舆论呼声下河游泳，可以视为是对民意的直接呼应，那么，当此一非寻常的举动被列为水污染治理的新标准，很显然已经难以被作单向度的解读。

一方面，领导以身试水，确实是一种较之于数据更显直观的水质证明。它行为艺术式的表达，也能够激发一定的关注效应，提高官员与民众对于环境治理的关注度，催生出实质性的环境治理倒逼之力。但另一方面，无论如何，当只有领导下河才能向民众证明水质，它未免又令人感到“心酸”。一来，能够游泳的水质是否就一定代表足够好？二来，水质是否合格，本应通过科学性的检测指标来确定，而当民众不信任任何数据，只相信官员的体验，它终究不过是环境治理某种公信缺失的无奈之境。毕竟，污染治理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寻常的科学治理中来，无过程式的互动与互信，“以身试水”总显得过于粗放。

也就是说，作为统一性规定的“以身试水”，最大的价值，不应是确立了一种新的水质监测标准或证明之道，而应该是相关部门治理行动与诚意的自我敦促与自证。现实中，无论是治理公信的缺失，导致民众不相信数据，还是民众只能以吁请领导下河游泳来表达对于治理现状的不满与行动上的倒逼，都在说明，日常式的治理行动还存在欠缺，或不够接地气。

因此，领导“以身试水”最恰当的定位，当是一种行动决心的表达。由此更应该衍生出的是一套“接地气”的治理体系—及时呼应民众的环境监督权与知情权，并确保对于环境质量的足够敏感。此方面的反例是，当江苏一村民向官员“跪求治污”时，当地政府领导却说毫不知情。不难想象，当官员对于环境质量缺乏基本的感知能力，行动又如何开启？在这个意义上，领导下河的最大象征意义，就是试图将官员拉回环境污染的现场，以此唤醒沉睡的治理意识和与民众“共命运”的责任伦理。

治污是一项复杂工程，不能依靠一位官员的纠偏，更不能完全倚仗“以身试水”的标签表达。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期待“以身试水”只是试图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去抵达寻常的治理，它真正价值几何，端赖“行动”的回归程度。

来源：重庆商报